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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来自长辈的独特礼物

  编者按

  近日,一部《啥是佩奇》短视频爆红网络,视频中爷爷为了让孙子开心,四处求教,最终用鼓风机制作了一个“硬核版”的佩奇。这种充满代沟却温情无限的独特礼物,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

  1月18日,本版通过@光明日报官方微博和光明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来自长辈的独特礼物”故事征集活动,吸引众多网友参与。今天,我们从中选取8位,倾听他们和长辈之间关于礼物的暖心故事。

父亲为我点亮的灯塔

  1987年7月9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强台风席卷了黄海海域,翻腾的巨浪将开山岛与世界隔开了。这一天,母亲在这个小岛的营房里生下了我,接生人是我的父亲。从此,浪尖上的这个黄海前哨多了一个“小哨兵”。

  在岛上度过的时光里,饥饿、寒冷、潮湿是我童年时最多的记忆。艰苦的条件,缺衣少食的日子,现在想来仍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伟岸挺拔的父亲,总能一次次化险为夷,父亲是我心中无所不能的存在。

  12岁那年,父亲被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他躺在村医务室的病床上叮嘱我:“儿子,爸这次怕是挺不过去了,你要像男子汉一样,帮着妈妈把家撑起来!”我的泪像决了堤的洪水,在我质问为什么不送父亲去大医院治疗时,妈妈告诉我:“你爸担心花了钱又治不好,怕我带着你们三个孩子活不下去。”病愈后,父亲又要返回岛上了,我问他:“你又不是真正的军人,为什么还要回去?”父亲笑了,他指着身上的迷彩服说:“可我穿的是军装,岛上的哨位需要人值守!”

  往后的日子里,父亲与母亲依旧守在岛上。黑恶势力欲在岛上搞色情与赌博场所,将父亲打得浑身是伤,他仍不屈不挠;为看管维护营房和设施设备,摔断了肋骨与胳膊,他仍继续履职。那时候,我开始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30年时间里,我和父亲聚少离多,他也不像其他父亲一样,重逢时刻总会带来温暖的话语和温馨的礼物。但是,父亲那“有国才有家”的铮铮誓言和爱国奉献的精神,对我来说却是最珍贵的礼物——他用他的一生,为我点亮了一座灯塔,指引我前行。

  (作者:王志国,系江苏武警某部参谋、全国“时代楷模”王继才之子)

记忆中的那盏铁灯笼

  上小学时,有一年的寒假作业是:开学交一个灯笼。于我,这确实是一个难题:父母两地分居,父亲在另一个看起来无边无沿的城市。母亲和我在家,她上班很忙,还要照顾爷爷奶奶。

  假期中,我一个人乘上火车去姑姑家。姑姑家在山脚下的一个厂子里,平屋前种了不少的花和菜,这是姑父的耕种。姑父不大爱说话。我在屋子里,他进进出出,拿着工具收拾园子,收拾杂七杂八的器械。姑姑在房间里准备着我最喜欢吃的菜。

  不记得怎么就说到了灯笼。“让你姑父做。”我的作业成了姑父的作业。姑父从没做过灯笼,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竹篾子,比画着,自己琢磨着造出一个灯笼。很快,我的作业被他完成了。

  我以为“交完卷”就完了。但一天傍晚,姑父竟然又拿来一个铁骨架的大灯笼。见过塑料的、竹条做的,从来没想过铁条也可以做灯笼。

  姑姑说,你姑父说你一个人坐火车,挤来挤去,那竹篾子灯笼不结实,容易坏。这铁灯笼不怕挤,顶多就是纸破了,糊个纸就容易多了。

  工厂剩料多,大概是姑父一次次看着地上那一堆堆锈铁,突然奇思闪现。下班后,就在车间每天做一点,裁出合适的尺寸,打出合适的弧度……

  返校后,老师同学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灯笼,满脸的惊诧。想来,是永久的遗憾,不记得老师是否又把这个作业发给我们,也想不起灯笼最后去哪儿了。

  现在,每每看到满街挂上红红的灯笼,心中总暖暖的,总会想起那盏独一无二的铁灯笼。

  后来,每逢到姑姑家,铁灯笼就成了永远的话题。后来,听说姑父戴上了助听器。后来,姑父就走了。

  (作者:郭维兰,系媒体工作者)

祖母的菜橱

  小时候在农村,我总盼着过年,盼着享用一年中最讲究、最丰盛的一顿饭。这里面有个小故事,每每想起,都让我悲喜交集。

  我童年时期家里非常贫困,我的祖母勤俭节约,积攒了一年的钱,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做一桌子好菜。祖母会把烧好的菜放进菜橱锁起来并把钥匙藏好,留着招待客人。我家里有七八口人,大家都喜欢吃肉。尤其是年长我十来岁的七叔和八叔,看到红彤彤的猪头肉,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渴望。他俩会在门后窥探祖母藏钥匙的过程,趁祖母外出串门的时候,偷偷拿钥匙开锁,拣几块肉吃。当然,“分赃”时肯定不会忘了我。

  祖母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菜橱,发现菜橱有被人动了的痕迹,就会挨个闻我们的嘴吧。轮到七叔和八叔时,他们唇齿留香,证据确凿,免不了挨一顿板子。轮到我时就假装什么都没闻到,不发一语,只是微笑,谁叫我是她的宝贝孙子呢。

  祖母和她的宝贝菜橱,想起来虽然心酸,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长大以后才懂得,这种幸福不是来自于食物,有没有肉吃不是关键,只要全家人能团团圆圆就好了。

  (作者:刘杰,系安徽省寿县迎河中学教师)

  (记者 李婷采访整理)

钢铁刑警的“少女心”

  爸爸送我的礼物,看上去或许不够特别,却是童年时光的刻度,标记着一次次想念与团圆。

  爸爸是名刑侦出身的警察,身高180多,皮肤黝黑,性格完全就是现在说的“钢铁直男”,严厉是厚厚的外壳,亲子时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天早上六点多叫醒我和哥哥去操场跑步,就像《摔跤吧,爸爸》中的场景。

  爸爸经常出差,一周不着家是常态。每当我对着电话委屈巴巴地说想爸爸,他就许诺带一个新的“小朋友”——毛绒玩具给我。日子久了,我们形成了默契:每次出差回来,爸爸都会从当地买回一个毛绒玩具送我。多年以后,我的卧室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玩偶,它们承载了我童年无数的想象;它们对应着爸爸的一趟趟远行,在我脑中描摹出一个个陌生城市的印象。

  随着年龄增长,我一步步升学、去住校,后来又离家读了大学、找了工作,我们的“惯例”不知不觉也就中断了。直到一次跟爸爸的老同事一起吃饭,一个叔叔笑道:“我们以前出差,忙完了大家要一起去逛逛,你爸可不,一路打听哪儿有卖娃娃的市场。”爸爸在一边听了,憨憨一笑,也不说什么。

  他不说,我却忍不住开始想象:在外办完案的爸爸,来不及抖落满身的疲惫,就一头扎进玩具店,一脸严肃地揣摩女儿的喜好,在软绵绵的玩具里反复挑选,选中一款跟自己气质截然不同的、女孩儿气十足的小动物,结账、抱走……

  这画风很混搭,却很甜——第一次做一个女孩儿的爸爸后,为了做好这个角色,他在我不知道的地方,默默动了多少脑筋呢?

  (作者:王佳,系媒体工作者)

30年工龄换来的两万元学费

  爸爸曾经知青下乡3年,后来一直在临江林业局木雕厂工作,是一名普通的工人。

  2003年,我考上了专科,当时家庭条件不好,学费都是借来的。专科3年,家里一直借借还还才勉强度日。快毕业的时候,我专升本考上了北华大学。我深深记得,得知消息那一晚,爸爸喝了好多酒,眼里有盈盈的泪光。

  第二天,爸爸拿回来2万多块钱,告诉我:“玲玲,好好学吧。”我才知道,爸爸毅然决然到单位买断了工作,而那一年爸爸才48岁。我不懂买断工作对爸爸意味着什么,他是用自己将近30年的工龄换我人生的一个跳板,在和命运打一个赌。

  2008年,我本科毕业,一个月工资1000元左右,生活比较拮据,父母每月总是贴补我几百元。其间,爸爸打过零工,干过水暖,扛过家具,甚至还收过一段废品,吃了不少苦。

  2010年,爸爸突发脑血栓和轻微脑梗。通过治疗,病情稳定下来,但是语言神经受到压迫,说话迟钝。一向健壮如牛的爸爸,忽然变得脆弱。我放弃北漂,考回家乡,成为一名特岗教师。得知消息后,爸爸特别高兴。他偷偷把酒倒满,一边喝一边笑,又好似一边哭。

  如今,我结了婚,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生活条件好了很多。现在爸爸最大的爱好就是给我和外孙买好吃的,只要我们说想吃什么,他二话不说,最短的时间把好吃的买回来。

  (作者:郭玲,系吉林省白山市临江市闹枝镇中学初中教师)

  (记者 张云采访整理)

一块特殊的“校牌”

  我父亲成为父亲已经快28年了,但父女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却屈指可数。父亲是一名军人,驻地时常变动。早年间通信不发达,作为“远程父亲”,如何保持存在感是个技术活。父亲送我的礼物大大小小也不算少,但有一件最“不值钱”的礼物却让我珍藏至今。

  那是一张硬质卡片,跟校牌尺寸一样,放在装校牌的卡套里,正面是学生信息,反面就是这张卡片。严格说来,这算不上是礼物,卡片正中明确写着“警示牌”,下面是几个大字——“斌艺,懒惰是人生最大的敌人。”

  我生性活泼贪玩,进入初中这一学习知识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没有严父管教,时常是满世界撒欢。“送你一块警示牌挂脖子上,看你还好不好意思懒,什么时候改正什么时候摘牌。”父亲这番话为我贴上了“官方认证”的懒妞标签,从此我就天天带着父亲为我量身定制的特殊校牌。同学见了这块警示牌,都打趣地笑我,但我一看见牌子,就想起远在千里之外关心着我的父亲,心里美滋滋的。

  父亲从贫苦农家考上大学,扎根部队,数十年如一日努力工作,榜样的感染力带来的自豪感成为我二十多年来最好的陪伴。正是这些奋斗的经历,让父亲清楚地明白,人万万懒惰不得。现在的他,依然时常对我说,千万不能因为条件的改善而不去努力,懒惰而不知奋斗依然是我需要去战胜的敌人。

  胸前那块特殊的“校牌”早已换成了普通的工牌,但父亲那句话将伴随我这一生。

  (作者:赵斌艺,系媒体工作者)

一把贝壳梳的温热

  我的记忆深处,有一把贝壳梳,是爷爷给我的礼物。

  那是一个秋天,我和爷爷去哥哥工作地青岛旅游。这也是我第一次和爷爷一起出门旅游。

  逛了大半天,从海洋馆往回走,已是傍晚。在兜售旅游纪念品的地摊前,我一眼就看中了一只贝壳做的梳子,乳白色的梳身上点缀着五颜六色的花纹,小小的一只特别讨人喜欢,询价得知这把梳子要35元。看着正在和另一个摊主交谈的爷爷,我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这种小东西也不是非买不可,便放下梳子跟爷爷一起空着手离开了。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爷爷就起身了。

  起床后,我惊奇地发现,那只贝壳梳子和早餐一起摆放在客厅的桌面上。我欣喜地跑向坐在沙发上歇息的爷爷,问他怎么回事。爷爷说:“昨晚我想了想,觉得你喜欢的这把梳子只在海滨城市才有卖,回到家乡很难买到,今早就顺手把它买回来了。”

  “顺手”听起来很轻松,后来我知道,这把梳子并不好买。爷爷先是来到之前我们路过的摊位,发现摊主早上没有出摊,就在附近的商铺一家一家转了个遍,还是没有找到类似的贝壳梳。他悻悻然往回走的路上,偶然碰到一位刚刚出摊的小贩,这才买到我手里的梳子。

  那天晌午,我用这把梳子梳了一个特别好看的马尾。

  (作者:王美莹,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研究生)

  (记者 蒋新军采访整理)

父亲的三个礼物

  父亲给我的第一件礼物是张贺卡。那天是我12岁生日,一醒来就看见床头放着一张贺卡,打开合页,响起了生日快乐歌。当时我垂头丧气,特别失落。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收获礼物,我多希望像别的孩子一样,收到一个“像样”的礼物,比如积木、汽车模型,但没有。

  父亲给我的第二件礼物,是一把长七八厘米的银质小刀。当时我上初中,正在写作业,父亲走进我房间,随手扔给我一把小刀,说“拿给你玩玩吧”,就转身走了。他的表达方式就是这么突兀。

  父亲给我的第三件礼物,是钱。从12岁懂事起,我明白父母很艰难,就再没有问家里要过零花钱。但大学期间,每次寒暑假回家,父亲都会找个理由给我塞钱,他会一边塞一边嘟囔:“你出去走怎么都不带钱?”

  人说父爱如山,我父亲的确是一座无言的山。他不擅长把担心或关爱表达出来。他想我了,也从不直接跟我说,而是通过我妈做中间人问问我的情况。

  那张生日贺卡早已经不响了,我一直保留着,夹在书柜最深处。那把银质小刀我穿了一根线挂在脖子上,初中、高中、大学都一直戴着,陪着我走过整个青春,现在它已经氧化、褪色,但在脑海中却更加清晰。

  (作者:廖国粮,系公益工作者)

编辑:官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