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北网讯 (今日渝北记者 姜南) 曾经，一个打工者穿着沾有干油漆的衣服挤上公交车，旁边的人自动闪让，司机让这位打工者下车。在我区某工地打工的工友张恒对记者说：“这是多年前我遇到过的，如果是我，那我宁愿打车也不愿受这样的侮辱，虽然我一个月就挣几百块钱。歧视是由于隔阂造成的，只是因为不了解，所以会歧视、误解。”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在拥有世界上最多流动劳动大军的中国，习以为常的“农民工”称谓正在逐渐被“新市民”所代替。这不光是称谓的改变，农民工从最初被排斥、被歧视，到现在逐步被认可、被接纳，并融入到了当地社会。

    已在我区工作五年的河南人李长军前年告别了在中国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暂住证”，取而代之的是“居住证”。这本新证，让李长军可以享受免费的就业培训，和本地居民一样参加社会保险，免费获得爱滋病等特定传染性疾病的检查和治疗，以及在街道和镇计生服务站享受免费计生服务。而这些服务在原来 “暂住证”时代是没有的。

    更让李长军高兴的是，他的儿子可以和当地孩子一样，在我区免费上学，而不需要回原籍，忍受常年的分离。用“居住证”代替“暂住证”，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对务工者的意义完全不同，持“暂住证”时务工者几乎无法享受公共服务，而拥有“居住证”，务工者可以享受在就业地的各种服务。

    2003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农民工讨薪；2007年，我国通过了新的劳动合同法；2008年，中国首次产生３位打工者全国人大代表，代表2.1亿打工群体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些历史的标签都证明着打工者的地位在逐步提高。而对打工者的称呼也不断的发生着变化：从“盲流”到“农民工”，到新出现的“新市民”、“新工人”等。

    “现在找工作也不同了”，李长军说，“以前老板挑三拣四，现在轮到我们了，先问老板宿舍有没有卫生间，如果没有，那你应该扭头就走；如果有，再问有没有电扇，如果你有好的技术，甚至可以要求企业给你的宿舍装空调。”

    的确如此，随着社会对外来打工者认识的进一步提高和我区新市民公寓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告别了脏乱不堪的工棚，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大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