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更不能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否则，岂非咄咄怪事！”7月3日，在瓮安“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强调，“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为此，贵州省委和黔南州委4日决定，免去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的职务。（《广州日报》7月5日）

    石宗源书记对瓮安事件的分析，无疑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因为，“保护”而不是“对付”人民群众，才是人民警察安身立命的根本天职，所以在群体性事件中，警力应该、也一定要慎用。相应地，瓮安县委书记、县长被免职，可以说，完全是咎由自取，一点也不冤枉。

    那么，如何才能从制度上确保“慎用警力”呢？除了从使用者——如象瓮安县委书记、县长这样的地方领导——的角度加以规范、制约之外（事实上，这也是最近以来，媒体舆论反思较多的一个角度），在笔者看来，被使用者——警察自身，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反思视角。

    以此视角观察，我认为，以下两点，应不可或缺。

    其一，警察相关立法的落实和完善。我国《警察法》规定:“人民警察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活动准则”（4条），并强调:“人民警察对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人民警察职责范围的指令，有权拒绝执行，并同时向上级机关报告”（33条）。显然，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警察机关乃至警察个人，应该是有权抗拒“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的现象的。因为，警察的最高活动准则只是法律，不允许超越法律法规行事。但为何在现实中，“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的情况，还是屡有发生呢？

    这只能说明，一方面，上述法律规定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一定程度上，依然停留在纸面，而没有转化成法律现实，另一方面，这些法律规定，由于缺乏进一步的细化、具体的规则配套，而难以落实，比如说，“有权拒绝执行”中的“拒绝”应怎样具体界定、操作，其中细化的法律责任又分别是什么？进而言之，“人民警察职责范围”究竟是什么——什么是警察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是什么，实际上也都还缺乏十分明确具体、准确细化的法律界定。

    其二，警察管理体制的健全与完善。众所周知，目前我国的警察管理，实际上执行的是一套条块分割、以“块”为主的体制——警察机关，无论人、财、物的管理均主要对地方负责、由地方政府支配，上级警察（公安）机关只能主要起业务指导的作用。此种体制背景下，不仅警察机关应有的行政中立，很难建立和维持，而且也难以抗拒地方政府种种“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人民警察职责范围的指令”，无法避免“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的执法困境河尴尬。这正如我们在现实中经常能看到的，举凡农村的“催粮要款”、“计划生育”，城镇的“房屋拆迁”、“市容整顿”等等，往往都是地方政府指派并要求警察给予“配合”的名目。据公安大学王大伟教授的调查，“当前基层派出所50%的工作，都来自于地方政府要求的非警务任务”。

    显然，不理顺、改变此种过于依赖依附地方的警察管理体制，地方领导滥用而不是慎用警力的行政冲动，便很难根本祛除，而另一方面，“警察什么都能管、有权管”的体制之下，必然催生警察权的无限膨胀，导致“警民关系紧张，有的公安民警的失职渎职”的普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