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观察之 城乡统筹五
在经典经济学概念里,经济活动与资源要素禀赋结构一致时,二者才能共同促进。城乡统筹中的农村经济发展遵循着同样的规律。
随着进城务工农民的增多,农村大量土地日渐成为闲置地带。然而,相对廉价的生产要素,却吸引着城市人的身影跳动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
“城市居民去农村创业,依托农村资源地理分布形成的经济格局,将使城乡生产要素更加集中。但在进化过程中,各种尴尬也会逐步凸显出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崔传义对此评价道。
第一道“寒流”
谢俞朝贴着车窗,打量着菜园坝的人来人往。他屈指一算,不知不觉“下乡”已经5年。
这是他今年第四次回城谈土鸡生意。谢俞朝在万盛区南桐镇石桥村承包了一个山头作为天然养鸡场。这次,他准备和主城区的鸡贩子谈一单销售土鸡的“大业务”。
原本住在巴南区李家沱的谢俞朝,从2002年下岗后开始“下乡”,如今在锦江花园有套110平方米的房子,但每个月得还1300元的房贷。
5年风雨,让坐了20年科室的老谢黝黑了许多。“当年,他可是厂里参加文艺活动最积极的奶油小生。”老谢的妻子朱秀蓉说道。
谢俞朝说,他对去农村做生意也进行了反复思量。“当时,最主要还是考虑到廉价的土地成本。在李家沱租一个当街门面每月要近3000元,而通过朋友介绍承包个山头搞养殖,一年才花8000元。”
谢俞朝说,这就意味着可以付出较少的资金投入。买断工龄的4万多元加上亲戚的借款,基本上够前期投入。“而且介绍我承包山头的朋友是做新鲜水果买卖的,所以我并不担心市场,还可以顺带做点土鸡养殖。”
但这个构思似乎过于单纯。谢俞朝很快遭遇到第一道“寒流”———农村生产并非他最初设想的那样简单。从最初购买的种子不发芽,到发芽后长不大,然后不开花结果,结果不好看等,一连串的问题让他烦恼。
艰难转型
“我甚至请来西南农业大学的教授给我把脉。”谢俞朝说,在专家指导下,他开始把手指头大的果树枝培养到一人高,长势喜人。但同时,第二道难题出现了。
“增加水果品种、整地、买进化肥……那一年来,我又东拼西凑追加了5万元,结果年底一算,却几乎没什么收益。”他曾经认为非常简单的“种果子”,现在却成了一块“烫山芋”。
第二年谢俞朝的资金链条开始出现裂痕。2003年年关,来要债的人几乎踏破门槛,还有些债主“从城里追到了乡下”。
那个时候,老谢几近绝望。连雇来采摘果子的农民也开始风言风语:“城里人有文化,聊起天也头头是道,但想在农村投钱种果子发财,那就变成猫抓糍粑———脱不到爪爪。”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崔传义告诉记者,因为农业生产需要的周期很长,资金投进去3年能见效就算相当成功了,而要获得稳定收益则可能要10年以上,所以中小经营者较难支撑。
2003年年终盘点生意账目时,谢俞朝惊奇地发现,原本打算附带经营的土鸡养殖,竟意外地获得了3560元纯收益。“实际上,主城区对农村土鸡、土鸡蛋的需求量都相当大,市场常常供不应求。因此在下一年,我准备瞄准土鸡市场。”
谢俞朝清楚地记得,那年离开李家沱的时候,行李中除了一些必带的生活用品,还有一本《养鸡场生产技术及管理》,“那个时候对科学养殖只有一个模糊概念,具体要怎么操作,养鸡时温度要控制在哪种程度,怎样分辨鸡蛋的优良,如何让鸡场通风等问题都要从头学起。”

城乡统筹发展中,城里人“上山下乡”寻求发展成为新潮流。 记者 刘强 摄
“城乡同盟”
第三道难关又摆在了谢俞朝面前。
缺乏实战经验,凭着书本上学来的知识,谢俞朝为自己的山头买来600只鸡,“本想就此批量生产,掘到第一桶金,可没想到连桶又一次打翻了。”老谢说,由于“照顾不周”,这600只鸡最后成活率仅有70%,损失2000多元。
短暂的迟疑之后,他下出了一步险棋。
在附近一家农民土鸡养殖场学习了两个月,谢俞朝信心大增,“当时,我就有了生意做大后,收购这几家传统土鸡养殖场的想法。农民的养殖技术加上我的规模化管理和市场意识,前景应该不错”。
2004年初,在重新策划之前,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邀请当地几位比较有养殖经验的村民一起到湖南考察当地的养鸡场,学习养殖经验。
一个星期后,在回乡的长途车上,谢俞朝兴奋得像个孩子,塞满挎包的各种资料与笔记让他隐约嗅见了幸福的味道。
挖掉果树,在山头用绿色铁丝网圈出饲养范围,谢俞朝咬咬牙,购进5000只鸡仔,并引进了一批新的养鸡设备,修建了自己的饲料厂减少饲养成本。
经过三道难关,谢俞朝终于得到了命运女神的垂青。当年年底,鸡场收益渐丰,纯利润达到了5万元。
今年7月初,老谢坐在家里盘算着,这趟回城的业务如果谈成,鸡场大概有两万元的盈利,扣除农民工资和合伙人分息,能拿到6200元左右。老谢说,这笔收入,等于他下岗前从工厂领到的一年工资,也等于孩子读大学一年的学费。
中国农业大学专家朱道林表示,城市人到农村,在资金上、知识上都比农民有优势,但对农村的模式和经验的把握上则比当地农民要逊一筹。“目前看来,统筹城乡发展中,进军农村市场的确已成为一个趋势,这个过程中,城乡同盟产生的合力将成为这一战场的驱动性力量。”
乡村“注意力”
与谢俞朝不同,家住南坪四小区的赵申光说,他是瞄准了城市对乡村的“注意力”。
2003年,赵申光卖掉了濒临倒闭的汽车修理厂,与朋友合伙来到涪陵开办了“假日农庄”。最初,这仅仅只是个鱼庄,前来消费的客人都是爱鱼之人,虽然生意还行,但销售面窄,“尤其因为‘肥水养鱼’造成的污染,对当地生态也带来了负面影响,附近农民还多次上门扯皮。”
如何增加经营收益,如何不对乡村生态造成破坏,如何与附近农民和谐相处?
赵申光陷入了沉思。
2005年,互联网上的一则新闻启发了赵申光的思路———乡下的“休闲游”、“农家乐”等吸引着城市人的注意力,并渐成潮流。创业者只要肯动脑筋,就可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或许对于那些吃腻了大鱼大肉的城市人,一间可以享受到山林空气的木屋,一顿地地道道的农家饭,或许才是他们真正愿意消费的。”赵申光这样想到。
两个月后,赵申光和他的朋友们对农庄未来发展的思路渐渐明晰———抓住城市人注意力,办一家真正的“林间美食滋补庄”。
在咨询了周围的一些老人与民间医生后,赵申光开始全心投入“农家美食滋补店”,新鲜地道、有滋补作用的农家菜与野味迅速成为客人的新宠。
“野山菌含多种维生素及20多种氨基酸,野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集营养保健和食疗美容于一体……”,眼前的赵申光已经成了半个“滋补专家”。
周一是赵申光的农庄最清闲的时候,他坐在庄前的门槛上,说,这年头,抓住了注意力,那就准会抓住效益。

城乡统筹发展的新视角:农村优势不可低估
“我到过重庆两次,一直对重庆大城市带动大农村发展的模式非常关注。重庆在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各种探索都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在此过程中,切不可低估农村优势的吸附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崔传义一谈起重庆,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兴趣。
“在农村,单干的小农很难解决科技投入、水利投入等问题,也缺乏先进的管理经验,所以农民需要和城市人实现资源互动———组织、合作,从而形成新的搭配群体。”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称。
城乡劳动力对流
“过去,在对农村人力资源的认识上,比较偏重于技术教育和技术培训,现在要强调的是应把人力资源作为社会资源来开发利用。”温铁军称,当务之急是要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优势,把农村的群众骨干、农民骨干挖掘出来,把农村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的有利因素挖掘出来。
“显然,这需要城市外部力量的推动。比如,遵循市场法则转移到农村的城镇企业对农村人才的发掘和培育,将使先进的管理、技术经验耕植土地。”温铁军说道。
温教授介绍,要相信农民当中有的是能人,也要相信几千年的农村社会中农民自主能力是相当强的。城市人“下乡”带去了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最能体现统筹发展的过程就是理解农民、帮助农民,和他们共同交流,和他们一起创造。”
生态要素仍是重点
崔传义表示,目前,农村吸引城市人“下乡”创业的主要动力源还是在于农村的生态要素。“而且,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个要素将被提升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但现在我们所提的农村生态要素,并不仅仅在于自然环境,而且还包含了传统文化生态。”崔传义认为,在农村生活中,保留了许多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痕迹,比如在重庆库区的农村,“川江号子”、“抬工号子”、“下葬号子”等农耕文化里残存的悲怆和豪迈,常常会引起游人内心深处的共鸣。
“但这些农村文化生态产品的感染力和市场前景,常常被人们所低估。”崔传义说,即使存在令人遗憾的忽视,但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这处市场所蕴含的巨大潜力。
(尹刚 网络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