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夜景

　　核心提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探寻中国特色的产业发展道路，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主动求变。在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已经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性内容。但是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或紧或慢的发展脚步并没有完全让中国的产业发展格局相互协调。

　　-专家名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陈剑波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陈乃醒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夏英

　　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教授、中科院研究生院企业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

　　吕本富

　　老工业基地的涅槃

　　【典型代表：沈阳】

　　东北老工业基地被誉为共和国工业的“长子”，最能代表这个长子身份的就是沈阳的铁西区。40平方公里的面积集中了上千家国有企业，这里曾是中国规模最大、密集度最高的重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基地，创造了新中国工业史上数百个第一，号称东方鲁尔。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铁西区的辉煌迅速退去，昔日最让铁西骄傲的大型企业却成了铁西的包袱。

　　从1986年到2002年的16年中，国家先后投入了240亿元资金拯救铁西工业。“输血”并没有改变铁西老工业基地衰落的命运。相反，却让之陷入了“不改造等死，改造是找死”的泥潭。

　　铁西人采用了“东搬西建”———将老铁西的工业企业搬至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将位于城市中心的老铁西企业土地置换成商业用地，通过价差找到发展资金。6年来，铁西共搬迁企业239户，腾迁土地面积7.4平方公里，获得土地收益142亿元。其中35亿元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77亿元用于支持企业发展，30亿元用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东搬西建”中，企业搬迁不是简单的位移，而是企业重组和“版本”升级。

　　专家解读

　　陈乃醒：解决国有企业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市场经济。国有企业改革中重点解决的问题就是产权流动和重组。在国有产权转让过程中，无论是出售实物资产、股权、债权换回货币，还是用货币购买实物或股票、债券，不会流失国有资产。

　　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没有可以向国外借鉴的地方，只有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时候，决策者需要有先进的思想和创新的方法，按照老一套去看待国企改革，只有走进死胡同。

　　从“粮仓”到国人“厨房”

　　【典型代表：郑州】

　　在过去的3年时间，河南的夏粮已经连续创下新高，去年297亿公斤的粮食总产超过全国夏粮总产的一半以上。“中国粮仓”的美誉，河南当之无愧。

　　上世纪90年代，河南把农副产品加工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来抓，提出“围绕农业上工业，上了工业促农业”的口号，让老百姓的“米袋子”变成“钱袋子”。然而，在提出这个口号的同时，河南市场上的深加工食品依然被广东等沿海地区的厂商占据。

　　此时，世界上第一颗速冻汤圆在郑州诞生。随后成立了速冻食品厂———三全食品厂，河南的速冻食品产业迅速崛起。目前，三全食品厂每年要消化36万亩小麦、24万亩水稻、5万吨肉以及众多其他农产品。

　　在河南，年销售200多亿元、中国最大的食品企业———双汇集团一年要“吃掉”3000万头生猪、50万头活牛、20多万吨鸡肉、5万吨鸡蛋、5万吨植物蛋白，通过养殖业，年转化粮食800多万吨。目前由“三全”、“思念”领军、拥有60多家规模企业的产销集群，产品种类达300多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在国内，每3.3袋方便面就有1袋是“河南造”；每10个速冻水饺中，有5个出自河南；莲花味精一个厂的国内市场份额就达45%；麦当劳、肯德基在中国的主要半成品原料90%来自河南。河南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面制品、肉类和调味品生产基地。

　　专家解读

　　夏英：农业产业化不能沦为一种口号，农民应当获得最主要的利益，成为最主要的决策者，应当让农民成为建设的主体。通过龙头企业带动，联合起来的农民能增强抗御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能力。河南的食品加工行业正是说明了这点，龙头企业在整个环节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陈剑波：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模式还不适合中国其余的一些农村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没有龙头企业，农村也很难作为一个生产基地和原材料供应的基地。有的领导者思想开放了，但是急于求成，盲目推进农业产业化，反而产生相反的作用。思想的开放，用于经济建设中不是“依瓢画葫芦”，而是用更高的眼界去看待事物。

　　中小企业的润土

　　【典型代表：义乌】

　　从1982年至今，义乌市场已是五易其址，11次扩建。

　　如果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义乌经济脱胎于温州经济，走的是民间资本主导、专业市场加农村工业化道路的话，那么到现在，义乌经济已走出了一条以小商品贸易为龙头、外向型程度相当高的独特发展路径。“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被称为中国商务天气预报，香港凤凰卫视也开始在其财经栏目定期发布，此举预示着，拥有40万种商品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已具备影响全球小商品价格走势的力量。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雨滋润了这片与资源和区位优势无缘的土地。1982年，全国第一个允许开放城乡市场的通告，在这里破茧而出。

　　1995年，义乌市政府提出了一个颇具气魄的设想：“引商转工、贸工联动”———引导民营企业家和商业资本向工业扩展，大力发展小商品制造业，形成与专业市场紧密联动的工业产业体系。30年间，从走村串户“鸡毛换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义乌人以惊人的创造力，让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在这里崛起，震惊了世界。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2007年，义乌市场以高达460.1亿元的成交额，连续第17次蝉联全国批发市场榜首。

　　专家解读

　　陈乃醒：市场经济有自身的规律，政府过多干预会适得其反，让创业者缩手缩脚。义乌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政府只要有一点引导，后面的事让市场说话，让市场经济证明。在义乌中小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就是做了本职工作———服务，为企业服务、为人民服务、为来往商客服务，这就够了。

　　占据产业链的高端

　　【典型代表：中关村】

　　每天，平均有10家企业在中关村诞生；每3.6天，就有一家企业跻身年销售收入超亿元行列……人们送给中关村一个有份量的“头衔”：中国新经济的“发动机”。

　　20世纪末，有许许多多关于中关村的说法，一部分人说：“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上海，新世纪的希望在中关村”；另一部分人说：“中关村只有企业没有产业；中关村的企业做不大；对中关村溢美太过、溺爱太多。”

　　如今，中关村已经与高科技、大企业、众多著名的CEO划等号，中关村这个外表庞杂、拥挤的街道谁也不敢小觑。它的上空，似乎有一顶金色的华盖，使它能聚海内外学子之人气、国内外资本之财气和新经济快速增长之运气。

　　2008年新年伊始，中关村叫响了又一个口号：“中关村，未来20年全球新兴的创新中心”。

　　专家解读

　　吕本富：中关村一开始就占据着产业链的高端。因为中关村周边集聚着不少中国顶级的高等院校，每年30万人的高校毕业生近在咫尺，这种优势是别的国家没有的；同时，周边的中科院、清华、北大等院校的实验室成了可利用、合作的资源，便捷、快速、数量众多的实验室资源也是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中关村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条完善的产业链，这是吸引外资的重要一点。

　　中关村在软件、集成电路设计、移动通信设备、个人电脑、扫描仪、稀土永磁材料、大功率数字广播电视发送设备、大直径单晶硅片、太阳能集热设备等产品领域的产业规模和市场份额均为全国第一。

　　中关村的发展方式逐步向以产业为主导、以创新为核心的新发展方式转变，以依靠区域优势向依靠体系优势的竞争发展战略转变。

　　-高端访谈

　　重庆一二三产业需“接力跑”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其中温家宝总理所说的“不协调”，就是指一二三产业不协调，投资与消费之间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于投资和外贸出口。

　　从最新的一份数据来看，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总数的比重下降速度较慢，降幅远未达到基本完成工业化时的就业结构要求，即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比重应该降到20%以下。此外，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就业率，分别低于世界平均64%、45%的水平。如何协调产业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

　　同样的问题，也在重庆显现。2007年，重庆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531.65亿元，增长9.5%；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1832.22亿元，增长20.3%，其中，工业实现增加值1514.72亿元，增长22.1%；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747.95亿元，增长12.8%。一二三产业的GDP占比，分别为12.9%、44.6%、42.5%。

　　1992年以前，重庆经济结构呈现“二、一、三”排序的特点，第三产业发展较差；1992年-1997年，重庆产业结构调整为“二、三、一”，但第一产业比重在22%以上，表明产业结构是在经济发展较低水平之上；1998年-2006年，产业结构转变为“三、二、一”；2007年，重庆产业结构再次呈现为“二、三、一”，但第一产业比重只占12.9%，比1996年下降了11.3个百分点，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高，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但仍显不足。

　　在面对一二三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在“潮涌神州”大型系列报道中我们学习到其他城市先进的理念，结合重庆，我们对话专家。

　　重庆日报：郑州的食品行业属于第二产业，但确是以一产带动二产发展壮大的，第一产业在河南仍然属于支柱性产业。重庆有着众多的区县，农产品也颇具特色，重庆在发展农业产业化中需要注意那些方面？如何去培植壮大？

　　夏英：目前，中国大多产粮区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农民的地少，生产能力很弱，能到市场里卖的、交换的产品是很少一部分。这种农业非常脆弱，受到自然环境和市场的影响很大，单个农民的产品在市场里占很小部分，所以极其弱势，重庆在这方面更为突出。

　　陈剑波：对，我认同这种说法。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利益的双方是龙头企业和相对分散的农民。分散的农民跟大企业打交道很困难。所以，重庆的农民要实现组织化，政府可以牵头、引导，甚至以后可否成立农会，形成一种经济和社会层面的联合，让农民通过集体的力量和龙头企业去谈判。这方面可以学习台湾和韩国的经验，他们的农民社团组织得很好，可以和企业谈判，必要的金融支持也会达成协议。

　　重庆日报：沈阳老工业基地与重庆颇为相似，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如何不让国有资产流失？

　　陈乃醒：在加快资产重组的过程中，目前最普遍的是拍卖，但是在拍卖过程中往往只看到了企业固定资产的价值，企业的无形资产，比如品牌、消费群体这些无形资产没有被算入拍卖的价格中，其实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优质资产的流失。

　　国有资产流失并不是发生在资产存量结构调整的活动中，而是发生在没有进行这种调整的企业中，发生在存量资产不能流动的企业。这些重庆都是需要注意的。

　　重庆日报：我们在看到义乌中小企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看到了当地商贸物流的壮大。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看清哪些困难？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充当的角色是什么？

　　陈乃醒：目前中小企业最大的困难就是融资，政府如何给这些创业者提供原始启动资金成为解决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在扶持中小企业创业的过程中，政府要多方面为企业服务，扮演的角色就是“保姆”。

　　比如重庆要壮大中小企业，可能有些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会有些经济行为触及目前的条例、规章，但这个时候，政府不应该过分指责、打压，是否可以尝试一下修改部分不适宜的条例。

　　经济发展不应该一味死板地贴近条例，在不影响国家根本利益和根本大法情况下的一些经济行为，虽然会触及一些条例，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就应该让一些条例来适应经济发展。

　　去年年底，中国的中小企业有430多万家，去年创造的GDP和税收分别占全国的60%和50%，同时还提供了75%的就业机会。这些都说明，中小企业这个群体的力量非常强。

　　重庆日报：重庆正在努力打造西部信息产业高地，作为新兴产业，重庆怎样朝这个目标奋斗？

　　吕本富：目前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高科技行业的企业中，中关村的企业占到70%，其余的有上海和广东的，如果重庆的高新技术企业能在纳斯达克上市，那么说明重庆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有自己的一席地位了。现在信息技术产业面临的问题是有太多的产品来自于太多的商家，使信息技术变得过于复杂。

　　真正的技术进步，应该以使复杂的任务变得简单来衡量。

　　重庆要想站稳西部高地，有人才、产业链之外，软环境更为重要，你凭什么吸引留住人才，在这个时候金钱往往占了极小的一部分。

　　记者徐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