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意盎然的厦门。

即将出海的油轮。

美丽的上海金茂大厦之夜。

　　核心提示

　　任何一段历史都具有它的不可替代性。而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激荡的改革洪流更是不能复制。

　　但“扩大开放”一以贯之。在这一进程中，拥有10多亿人口的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市场经济转轨，成为全球经济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在这一进程中，扩大开放不仅是发展初期的动力“引擎”，更是发展面临“瓶颈”时超越自我、再上一层楼的强大武器。

　　也许，以下从“潮涌神州———改革开放30年巡礼”中选取的3个“开放故事”足以说明这一点。

　　扩大开放敢作敢为

　　【代表城市：天津】

　　1984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挂牌。然而，随后几年，作为国内第一批拥有开发区的城市，天津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数据显示：1979年至1992年，天津的GDP年均增长6.5%，大大低于全国9.5%的平均水平，还不如很多内陆省份。

　　原因何在？开发区的牌子一挂，“两眼向上”的惯性思维却没有扭转；认为但凡重大经济改革举措，必须要得到中央首肯，没有“先试起来再说”，贻误了发展机遇……

　　痛定思痛，天津人决心打破固有模式，扩大开放敢为先。

　　1994年3月，天津市人大十二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形成“中国北方最有增长力的经济重心和高度开放的标志性区域”，形成与上海浦东新区南北呼应的格局。

　　天津敢作敢为，很多困难迎刃而解。

　　100亿元现金，变成泥土，填进大海，换来23平方公里陆地。值不值？

　　答案：投入100亿元，招商引资1200亿元，值！

　　目前，在此基础上建起来的临港工业区招商引资项目累计达35个，投资总额超过1200亿元，其中百亿元以上的龙头项目就有5个。

　　在曾被海外专家批为“绿化死区”的盐碱地上植树种草，成本比澳大利亚进口的纯羊毛地毯还贵。种不种？

　　答案：种！如今滨海新区处处是花园、绿地，仿佛是一个花园城市。临港工业区更有一片长4公里、宽500米的“森林”，号称全世界化工区最大的绿化带。

　　“敢为先”还体现在天津人以自身的努力赢得国家意志———国家把滨海新区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2004年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规划和建设好天津滨海新区，不仅关系天津的长远发展，而且对于振兴环渤海区域经济有着重要作用。”

　　从这一年5月起，国家发改委开始介入指导滨海新区的“十一五”规划方案，方案几易其稿，最终将滨海新区定位为“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的北方对外开放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

　　这时的滨海新区，面积已经由原来的350平方公里，扩大到2270平方公里。

　　2007年，滨海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增至2364亿元，3年增加1000亿元。形成了电子信息、石油开采及加工、海洋工业、现代冶金、汽车及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制药和新材料等七大主导产业。

　　记者点评

　　上世纪90年代初，当上海在浦东新区上踌躇满志时，天津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速甚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究其原因，恰恰是被“开发区”的名头束缚住了其手脚，没有“敢为先”。而今天，近一半世界500强落户天津滨海新区的事实再次印证一个道理：扩大开放敢为先，“敢”与“不敢”大不同。

　　曾经，当天津占据改革开放的先发地位时，却因“不敢”的犹豫与等待裹足不前。而面临困境时，又因为“敢为先”的觉醒重新掌握了进入上升通道的主动权。

　　正如天津被视作渤海湾的经济“引擎”，重庆，也被视为西部大开发的“领头羊”。要实现“314”总体战略部署，成为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重庆必须做到“扩大开放敢为先”。

　　一步主动步步领先

　　【代表城市：厦门】

　　记者李湉湉

　　两个“涉外事件”促成了厦门“98投洽会”(固定为每年9月8日开幕)的大胆尝试。

　　1984年11月，国务院特区办在香港举办“中国开放城市洽谈会”，厦门应邀参加，当场就签订了一系列协议；接着，1985年的5月份，香港汇丰银行在新加坡专门为厦门特区举办“厦门投资洽谈会”，招商效果非常好。

　　在此前，厦门“原创”的招商方式却屡屡受挫———发传单、送信函没有回音，拉朋友、托关系几乎用尽资源……

　　两相对比，厦门人的结论是：要突破眼前的发展瓶颈，需要“扩大开放”的正是招商方式本身，应该搭建更现代的招商平台！

　　在学习别人、迅速消化后，厦门决定反客为主，自己办会。1985年6月，厦门在富山展览城举办了第一届国际展览会。1987年又举办了第一届福建省投资贸易洽谈会。

　　随后，厦门扩大开放的步伐迈得更大———投洽会的容量不仅限于福建省内，周边省市也在不断加入，“借”台唱戏。

　　1997年9月8日，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吴仪签发批文：福建投资贸易洽谈会升格为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当年9月8日，首届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富山展览城亮相。

　　挖到了“第一桶金”的厦门人确立了更高的目标：着力推进投洽会国际化。2002年，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WAIPA)作为投洽会的首家协办单位，参与投洽会的组织与推介。接着，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也相继加入这一行列。

　　2005年3月，投洽会正式通过全球展览业协会(UFI)的认证，成为全球唯一经UFI认证的投资促进类展览会。这一年，投洽会与“亚欧会议贸易投资博览会”同期同馆举办，国际化取得空前突破，共有125个国家和地区派员参会。

　　成为国际招商平台的“98投洽会”也让厦门获益匪浅———外资对该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0%；外资工业企业生产总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80%……

　　记者点评

　　从封闭的海防前哨，到中国的开放前沿—————通过“98投洽会”，厦门对接了世界。

　　当别人还在发传单、送信函，到处托关系招商引资的时候，厦门已经抢先一步，举办了自己的投资洽谈会；当别人紧随其后，大搞以“会”招商的时候，厦门又把“98投洽会”办成了全球国际投资盛会———自此，抓住了扩大开放机遇的厦门，一步主动，步步领先。

　　如何在以“会”招商的“大流”中脱颖而出？这个问题同样值得欲大力发展会展经济的重庆思考。而视野领先、步伐主动就是厦门给出的启示。

　　迎难而上 全球视野

　　【代表城市：上海】

　　1987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向中央提出：浦东不搞“特区”搞“新区”。

　　石破天惊！众所周知，特区“特”在有政策优惠，而政策效应能在短期内对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上海为什么不走捷径？

　　上海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不搞“特区”，意味着浦东开发建设将不倚重国家给予的特殊政策，而是靠新思路、新理念和新的发展方式，最终达到利用新区开发，带动整个城市的发展，带动长江流域腾飞的目的；不搞“开发区”，则决定了浦东不是一个功能单一的工业项目聚集地，而是集工业、金融、高科技、生物医药等为一体的产业群。

　　这样的想法、这样迎难而上的气魄，正是开放的气魄！

　　上海开放的气魄还体现在吸引外资银行入驻的果敢上。

　　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与上海暗中较劲，争抢着“金融中心”这一盛名。当时，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部皆在北京，资金流根本不在上海聚集，上海凭什么和北京争？

　　上海决策者创造性地提出“东方不亮西方亮，存量不行做增量”—————让上海首先成为外资银行的聚集地。

　　当时，国家还不允许开办外资银行的具体业务。但在已有数家外资银行代表处的上海，决策层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外资银行这块业务迟早要开放！1990年，国家对上海“开闸”，允许其受理外资银行设立分行的申请。这给早有准备的上海人提供了“大展拳脚”的机会，上海也由此成为我国金融机构的最大集聚地。

　　迎难而上的气魄，决定了上海在浦东的开发和上海金融中心的打造中，想的不是伸手向国家要政策、要资金，而是摒弃旧观念，创新谋出路，敢为人先、大胆尝试。通过“土地批租”为浦东开发筹资和建证券交易所就是最好的例证。

　　8000亿元！这是开发浦东的预算！

　　钱从哪里来？浦东建设者引入了“土地批租”的新模式。

　　所谓“土地批租”就是把部分土地由农村集体所有权和使用权转为国家所有、国家管理；通过“七通一平”提高土地价值后，再与金融资本、社会、企业、个人资本结合，为重点开发小区提供启动资金，逐步形成“土地吸附资金———资金提升土地价值———土地更大规模吸附资金———新区不动产迅速升值”的良性循环。

　　正因为当初的“土地批租”，现在1.7平方公里的小陆家嘴地区平均1平方公里可以产生150亿元的GDP，仅金茂大厦一年的税收就高达7亿元。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敲响开市第一锤。而上证所的建立，从一开始就面临强烈的碰撞———证券市场是金融市场中最高端、最市场化的市场，而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还带有强烈的计划色彩。“上证所的建立完全体现了开放的思路。”上证所副总经理刘啸东说。

　　据不完全统计，仅上海证券市场就为上海十几年的发展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达1000多亿元。

　　迎难而上的气魄，还决定了上海拥有与世界接轨的开放视野。无论是花400万法郎请世界一流设计事务所规划陆家嘴，还是营造国际惯例的商务环境；无论是张江高科技园区寂寞的7年坚守，还是金桥出口加工区的“腾笼换鸟”……无不体现出浦东人的全球视野。

　　记者点评

　　开放、开放、再开放……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才能吸引国内外的资金、项目、人才，才能让世界一流的科技成果、先进的发展理念为我所用。

　　这是今天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象征”的上海的经验。

　　相比之下，地处内陆的重庆有开放的“先天不足”，但同时也更需要扩大开放，开放的空间更大。

　　正如市委书记薄熙来所说，“重庆要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根本出路在扩大开放，最大动力也在扩大开放。”要想成为长江上游经济、金融中心，重庆只有博采全国各省区市之长，具备迎难而上的气魄，以及全球的视野，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

        -专家访谈

　　重庆的开放路径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对外经济政策、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合作、中国宏观经济、中国产业政策、中国汽车工业、中国粮食经济等。

　　重庆日报：每个城市扩大开放都有自己的路径。你认为对要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的重庆来说，应该选择怎样的开放路径？

　　隆国强：根据自身的特色，重庆应该“两条腿”走路，重点发展服务外包和重化工业。

　　近年来，国际服务外包业的发展方兴未艾，跨国公司出于成本压力等方面的考虑，为了在全球竞争中占领新的优势，将大部分服务环节外包给了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服务外包方面，重庆应该比照印度的班加罗尔。位于印度高原上的班加罗尔正是抓住了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机会，聚集了数十万名软件工程师。重庆与班加罗尔的情况类似，在发展服务外包方面有以下优势：首先，重庆有人才优势，有众多大中专院校，而且人才成本要比沿海地区低得多，发展服务外包“适销对路”；第二，发展服务外包需要较好的电信基础设施，而重庆这方面在西部地区处于较高的水平。

　　全球最新一轮产业转移的特点是重化工业的转移。在承接重化工业产业转移方面，重庆有资源与产业基础的优势，可以着力发展，通过并购方式吸收外资。同时，政府官员必须为此更新观念，尤其应当正确对待国企并购现象，安全因素不应被夸大。

　　重庆日报：全国各个城市都在吸引外资、引进外资，重庆如何在新一轮竞争中脱颖而出？

　　隆国强：重庆首先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比如区位优势、地理优势、成本优势、人才优势、工业基础优势等，并将这些转化成竞争力。

　　同时，要改善投资环境，这是重庆应该关注的重点。表面上看，西部与东部的差距，仅仅体现在吸引外资的数量和质量上，实际上，更大的差距体现在投资环境的培育上。

　　环境培育主要表现在软环境和硬环境的营造上。软环境的打造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服务意识有关。具体表现在政府公职人员对待外资企业的态度、日常服务的细致化等方面。

　　在硬环境培育上，重庆应充分发挥特殊功能区的龙头作用，为各类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物流园区，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硬环境。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培育出有重庆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一旦形成产业集群以后，外来的产业才能真正扎根，真正地变成本地产业的一部分。

　　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较好地发挥了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等特殊功能区的作用。统计数据显示，各类功能区吸引外资占全国外资总额的一半左右。

　　重庆日报：重庆要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企业如何抓住机遇？

　　隆国强：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对重庆企业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和发展机会。首先企业可以把自己的产品放在全球产业链上进行比照，审视自己的产业前景；其次，可以开阔领导视野，树立全球化运营公司的思维能力，从而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有效资源配置。

　　在这里必须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在政府部门和企业界中，有一些人认为，IT、信息产业就是“朝阳产业”，传统制造业就是“夕阳产业”。判断“朝阳”还是“夕阳”的关键，不在于企业从事的产业是否属于新型产业，而是企业是否在全球产业链上占有份额，是否拥有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