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在“北大研究生教育90周年”新闻发布会上感叹，在德国，一个大学教授会用40%的时间搞科研，40%的时间教学生，剩下20%的时间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包括担任行政管理职务。而在中国，一个学者如果做了大学校长，仅处理行政事务，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他称自己自担任校长以来，每年只能招收一名研究生。虽然自己很喜欢做研究，也只能偶尔利用睡前时间翻翻学术期刊(12月24日《中国青年报》)。

　　根据许校长的这番牢骚，我不能不有两个问题要问许校长：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校长行政性事务过多？大学校长是否还有必要搞学术、带研究生？

　　根据我的理解，许校长在列举德国大学的例子时，其所谓的“教授”，应该是像许校长一样具有校长身份的“特殊教授”，因为只有如此其所做的对比才有意义。而我们知道，从大学的功能上讲，德国的大学与中国的大学应该是完全一致的——全世界的大学其功能都应该一致。既然如此，德国大学校长与中国大学校长在所担负的行政性事务上差距如此之大，恐怕就是个大问题。或者是德国的大学校长们对于该管的事没有去管，或者是中国的大学校长们管了太多本来就不该管的事，二者必居其一。我不知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但曾有一种说法称，在中国的大学里，行政官员们占据了大学绝大部分资源，他们要经费有经费，要学生有学生，要实验室有实验室……而我理解，如此一来的结果必然是：大学里所有官员的行政性事务都会格外的多，校长又自然是行政性事务最多的那一个！

　　至于许校长之不能再搞学术之“苦”，倒也并非许校长之“首创”。我也有两个例子要告诉许校长：蔡元培先生该算得上是中国大学校长的最高标准了，他老人家“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造就了北大至今依然的辉煌。但他别说在大学校长任内未有任何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出来，终其一生在学术上也似乎没有什么大的成就；而现任耶鲁大学校长雷文则曾如此给自己定位：“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一定要有展望大学发展方向和提升大学品质的愿景，能够制定远大而且可以实现的目标，能够将大量时间集中在主要的行动上。”为此，雷文任校长12年，放弃自己曾经的专业，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唯一专著也是有关教育本身的——《大学工作》。

　　盼望许校长抛开牢骚，搞好管理，做个真正称职的校长。